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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尚书大传》，周公制礼作乐前曾有过踌躇、犹豫：“周公将作礼乐，优游（注：犹豫）之三年不能作……然后营洛，以观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诸侯率其群党，各攻（注：取）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然后敢作礼乐。”由于这时殷人的叛乱平息不久，天下尚未真正归附，故周公首先通过营建洛邑，迁殷顽民，镇之以成周八师，以威慑天下。等到诸侯纷纷归顺王庭后，才敢于制作礼乐。从“示之以力役且犹至，况导之以礼乐乎”一句来看，周公显然认为武力威慑是前提，制礼作乐是结果。《尚书大传》在历数周公的事迹时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克殷”“营成周”等是周公平定殷人叛乱的政治、军事举措。等到这一切都完成后，第六年才制作礼乐，这里的礼是狭义的，指礼仪、仪节。制礼作乐乃是以庆典的形式，表示天下安定，人心顺服。故制礼作乐后，第七年便“致政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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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