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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

为了尽快适应新岗位，她梳理了海淀法院五六年间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从判决书上看，感觉少年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都判得比较轻。”秦硕回忆，“诸如抢劫罪、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罪这样的‘重罪’，在少年审判中会出现法定刑以下量刑，甚至判处缓刑。”这让秦硕一时不能理解。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西北部坝上高原地带，地属蒙古高原东南缘，是近年在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新旧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它为我们展示了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罕见的多层堆积。根据C14测年，四台遗址的文化遗存年代在距今10400～6400年间，是我们认识华北北部，乃至东北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重要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