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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政府要系统性加大政策供给，更好地解决平等升学、公平就业问题。政策动，社会就跟着动。要推进中等职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平等招生，探索中职学校和普通高中课程互选、成果互认、学籍互转；支持中职学校与专科和本科层次的高职学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培养周期长、技能要求高的专业领域开展贯通招生和长学制培养；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职教高考制度，提高技能测试的难度和区分度，选拔出高技能高素质的优秀学生；持续增加职教高考招生计划投放，特别是职业本科、应用型本科招生计划，逐步缩小与普通高考的差距，享有与普通高中学生平等的升学机会。同时，继续清理技术技能人才歧视政策，完善激励制度，改革优化用人和分配制度，吸引更多青年主动选择职业教育、学习技术技能。

说到底，商业比赛的盈利，依赖于赛事本身的精彩。运动员如果疲于奔命，即使是参加了比赛，但状态一般，比赛不精彩，恐怕长远来看也会影响商业赛事的关注度。如何实现平衡？ 我想借用一句国际奥委会的口号，叫作“以运动员为中心”，这既是对运动员的保护，也是对赛事品牌的珍惜。

　　　　哲学化的《孟子》研究早在宋明理学那里便有了端倪。哲学学科常关注一些普遍、本质的问题，宋儒深入挖掘《孟子》中心、性、天、命等形而上学概念的理论意蕴，兼收道家理论资源，将儒家固有的仁义礼智等原则置于宇宙论、本体论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中，使儒学与印度佛教的形而上学理论实现了对话与论争。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儒学由此具备了更鲜明的哲学形态，此时的孟子学不仅属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也和印度、古希腊乃至近代欧洲的各种学说一样有着相同的哲学元素。现代新儒家基本延续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兴趣，同时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中国既有传统中，如借用神秘主义、道德自律等西方概念来发明《孟子》奥义，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随着哲学在现代中国实现了学科化，而子学、经学尚未找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合适路径，现当代的孟子研究基本被统摄在哲学研究的框架下，“四书”中《中庸》《大学》的研究情况亦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