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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邑古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景区致力于汉服文化的推广与传承，创意打造穿越新场景，丰富文旅新业态。景区有24个朝代的汉服形制、56个民族的服饰款式，游客可找到各自喜欢的款式，扮演喜爱的角色。灯狮画桥、香罗幔天、文峰暮鼓等30余处场景，让游客尽享“穿越自由”。洛邑古城还策划了一系列创新主题活动，让身着汉服的游客与“李白”“武则天”谈古论今，与“嫦娥”“牡丹花神”近距离互动。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集字春联迎来了新的机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审美追求空前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形成热潮，张贴春联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人们对春联的内容和书法的品位也更加讲究。书法产品的丰富、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也为集字春联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集字”的制作路径更加显著地由上文提及的“周兴嗣模式”向“怀仁模式”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