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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主办方为“中意友谊之桥”揭幕。“中意友谊之桥”为自支撑桥模型，曾被达·芬奇用于军事用途，但实际上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040年的古代中国。后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达芬奇接触到了古代中国桥梁的知识，从而受到启发，设计了他自己的版本。

基因编辑技术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以CRISPR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基本实现了对基因的“单个修改”——单碱基和短序列尺度的精准编辑。那么，能不能发明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实现一次修改全面覆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的生物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编辑新技术，成功实现了以核糖核酸（RNA）为媒介的基因精准写入，为新一代创新基因疗法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这种审视孟子的新角度同样能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论语》《大学》《中庸》等经部的儒家典籍。孔子、曾子、子思诸儒的思想不仅仅是尧舜诸先王道统的延续，它们同样处在诸子争鸣的大背景之下，他们与同时代诸子分享着相近的论说语境，这些极具共性的思想家彼此间相互映衬、时有精彩的理论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诸子系统中理解孔子与《论语》，自然要将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大家老子作为重要参考，在孔老对照中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髓、界定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六论“新子学”》对此已展开探讨。同理，对于《大学》的作者曾子，我们亦应置之于同时代的诸子群体中来认识，在子游、子夏、子张等曾子同门的参照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曾子忠恕孝悌等核心主张。而且理解了曾子与子游诸人的密切关联，我们亦可认识到其弟子子思并非单一地继承了曾子思想，子思作《中庸》是对前代诸子各类立场的综合与开新。可见，以诸子群体为参照来理解孔、曾等思想家及其著作时，不像以先王道统为基准的经学视野那样特意强调某一人或某一书在学术史上的主干地位与权威性，而是能保证诸子地位的平等性，由此把握此人此书的独特性，从而复现先秦学术图景的多元性与生命力，这正是“新子学”欲使《论》《孟》诸典还归于“子”的愿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