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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让我在寒冷冬日也倍感温暖。看到满头银发的老人，步履蹒跚还拎着大包小包，对智能技术不熟悉，不了解车站情况，我们就会主动提供‘爱心接驳’服务。”重庆北站的志愿者“小橙子”唐浩说道，“无论他们是否提出需求，我都会主动多问一句、多扶一把、多帮一下，他们感激与鼓励的眼神，是对我的肯定，更体现了志愿服务的价值。”

他同时意识到，在康复过程中，父母的“不干预”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议、期待、评价，这些看似比较中性的东西，其实对于生病的我来说，都是难以应对的压力。”刘海明说，“生病的时候，人会变得特别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父母作为最亲近的人，带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其实父母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只要不让自己的焦虑情绪影响到孩子，不提要求、不设目标地接纳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让孩子减轻很多压力。”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