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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抛去成见，仔细梳理相关文献，就可以发现围绕周公的文治武功实际存在两种叙述，一种可称为制礼作刑，一种是制礼作乐。前者更为根本，更能反映周公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后者则是周公在稳定政治局势后，昭示天下归附的礼仪性演示，虽然也有一定的意义，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然而后世学者往往只注意到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甚至用后者去理解前者，结果造成认识上的偏差。

加强妇女权益保障。针对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保障、妇女就业歧视、女职工特殊权益保障不到位等重点问题，引导各级检察机关加大监督力度，全面守护“半边天”合法权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检察院针对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女职工生育津贴违法行为，督促医保、人社部门协同履职，责令6家用人单位补发生育津贴，推动区政府出台实施《杭州市临安区生育津贴相关事项长效监管工作方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女职工在“三期”内被辞退等问题制发检察建议，被辞退女职工全部重返工作岗位并获偿相关费用。

　　　　桐城派作家多以儒者自居，其精神气质亦与儒者为近，如王昶以为姚鼐“蔼然孝弟，践履纯笃，有儒者气象”，姚莹以为“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风仪闲远，与人言终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姚鼐虽接人极和蔼，但义所不可，则不易所守，这从其与翁方纲、袁枚、钱大昕等人辩论中可见一斑，这又体现出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精神。可以说，桐城派植根于儒家文化沃土，儒家思想中的“和”文化更是深刻影响了桐城派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