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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6日，有网民反映在尚志市旅游过程中出现“团餐铁锅生锈”等问题后，尚志市立即成立由市场监管、文旅、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赶到现场调查处理。经查，网民反映内容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已对涉事餐馆（鑫禾农家院）查封关停，并立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相关规定，已对涉事旅行社（威海瑞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尚志分公司）停业整顿，并立案调查。待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后，对涉事餐馆和旅行社依法严处。

各地鞭春牛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大体上近似。首先用土堆塑一头春牛，再在牛身敷以纸张，绘出眉目。如果是地方长官组织的鞭春牛，由官员做一番讲演；民间组织的则是地方耆老（德行高尚、有地位受尊敬的老人）负责赞礼。讲话毕，由一人扮作神明句芒鞭打春牛，预示春耕正式开始。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