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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LAMOST中分辨率光谱数据，研究人员利用模板匹配方法，在约80万恒星光谱（含重复观测源）中，确定了455752颗恒星的锂元素丰度。这些恒星涵盖了从前主序到巨星的绝大部分恒星演化阶段，并包含了一定比例的星团成员星、贫金属星等有较高研究价值的目标，有望推动锂元素起源和演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审稿人评价该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规模”的样本。

唐宋时期，《孟子》一书所蕴含的义理价值愈发受到儒者的重视，义理是子学的核心关切，唐宋孟学史所出现的重义理发挥的风气可谓是将《孟子》的子书特质充分彰显，尽管此时《孟子》经历了由子入经的演变，但是孟学史中子学式研究的色彩依旧鲜明。中唐时期，李翱着力发展《孟子》中的心性论，重内圣、通天人的《孟子》在义理层面上的优势被重新发现，这成为后世理论家探索《孟子》的关键切入点。晚唐时期，则有林慎思作《续孟子》一书，依据孟子的核心主张、套用其文体形式而衍生出新文本，他能直探孟子仁政等学说的主旨并以己意发挥之，这显然不同于前代赵岐等注《孟》者据于文本为之训诂的方式，其重心显然已转向更深的义理层面。宋代学术对义理更为重视，宋代理学家对心性、宇宙等问题的认识更是达到了新高度，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精密思想体系。而《孟子》则给他们提供了理论资源，他们同样将孟学的义理思辨维度推向新高峰，比如以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来发展孟子性论、以“明理”来解释孟子“知言养气”等尝试，这些成果对孟子学说的义理规模是一次重要扩展。合而观之，无论是唐儒据《孟子》主旨续写《孟子》的文本，还是宋儒重构《孟子》的概念与体系，他们都以义理为依凭而进行自主的发挥与创造，使孟子思想得到了新的生长，这种做法与诸子时代诸子后学扩展子书、衍生新论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是子学作为义理之学所必然导向的现象，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由子入经”的唐宋孟学仍有子学的色彩。

　　　　正确理解周公制礼作乐，除了区分广义、狭义的礼之外，辨析礼与刑的关系也至为关键。据学者考证，礼与刑的来源不同。礼起源于宗教祭祀，处理的是氏族内部的关系；刑起源于战争，主要用于对付外族。一开始礼与刑是独立发展的，后随着部落联盟和国家组织的出现，礼与刑由分走向合，礼要扩大到整个文明共同体，刑也要处理国家内部的矛盾。由于周人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的转变，其信奉的天或上帝是道德性的至上神。天不是关注祭品的多少，而是人间的德，只有敬天保民才能获得天命，获得人间的统治权。故周人特别重视德，主要用德进行统治。德是抽象的，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周人称为典、彜、则，而典、彜、则后来被称为礼。周人重视德，也不忽略刑，据《尚书·康诰》可知，周人已把刑用于氏族内部，惩罚危害氏族共同体的行为，包括：一、杀人、抢劫、偷盗的非法行为。二、不孝、不友等违背宗法伦理的行为。三、阳奉阴违，抗拒君上命令的行为。其中最严重的罪行是不孝、不友，被称为“元恶大憝”。但孝、友作为德主要靠教化和自觉，刑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故周人实际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主张“明德慎罚”（《尚书·康诰》），德主刑辅。后人只注意到周人“明德”的一面，忽略或回避其“慎罚”的一面，将周公的创制称为制礼作乐，似乎周人仅仅是以礼乐为治，显然是不全面的。其实周公不仅制礼，还作刑，称为制礼作刑可能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