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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董国群丧失理想信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与他人串供，转移、隐匿赃款赃物；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沉迷酒场饭局，将私人会所当作“个人食堂”，在中央巡视期间仍多次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长期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高尔夫球活动，被给予党纪处分后仍不知悔改；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贵重礼品和大额消费卡；长期借用多人证券账户炒股，违规入股多家拟上市企业，安排他人充当“白手套”，隐藏“影子股东”身份；腐败行为贯穿职业生涯，在企业上市、公司监管、大额资金存放、工程建设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股权、现金等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反诈中心副主任 唐蒋枫：一般报价在16万左右，受害人付了50%，也就是8万元左右的定金以后，他们会要求“你把个人信息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把你的信息给到有合作的高校，10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在学信网上查到你的学籍，然后就等着2年以后拿证了”。公司看上去都挺正规的，有营业执照，受害者也不会太追究自己有没有资质报名，而是觉得“我只要花钱能出证就可以了”。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