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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与许多人印象中的“背井离乡”“漂泊异乡”等有别，亦与一些人的“故乡只在乡村与西部、‘远方’只在城市与东部”等固有认知不同，新时代以来的追梦人，其“故乡”与“远方”的内涵发生了新变化。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活力的中国。

春节前后，既是劳动者换岗流动的高峰期，更是企业复工复产的关键期，为供需双方搭好线上线下“对接”桥梁，是有效服务企业招工用工的关键。重庆集中开展了春风行动、农民工返岗复工等公共就业服务专项行动，进行线下多元化密集招聘。全市以人力资源市场、零工市场（驿站）、大型商超、园区、社区、集镇、夜市等地为重点，高频次举办“大而全”“小而精”等形式多样的现场招聘会533场次，为0.8万户企业发布招聘岗位32万个。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