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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公众认知度与接受度不够。尽管艺术疗愈的效果已被许多学术研究所证实，但大众对这一治疗方式的认知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社会公众对艺术疗愈存在疑虑，认为其疗效缺乏科学依据。为了改变这一认知偏差，除了在学术界推动更多的理论研究，还需要通过大众媒体和社会宣传，提高公众对艺术疗愈的认知度，增强其社会接受度。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

　　　　比如，1982年出品的《孔雀公主》深受西双版纳傣族同胞喜爱，很多傣族村寨举办节庆活动，或村民结婚、祝寿、贺新房等，都要请放映员去放这部电影。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尽管主创、主演都不是傣族，但傣家人仍然认为电影拍出了傣族神话的精髓。傣语译制配音演员随电影下乡，在每个傣族村寨都受到隆重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