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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欣喜的是，以生活为契机，这本给我们带来不同感悟的书为我们母女提供了宝贵的“心灵交汇点”，也提供了更多相互交流与彼此认可的可能。有一次在户外散步时看到树叶黄绿斑驳，妈妈又萌生伤春悲秋之意。于是我说，其实季节到了，树叶黄的绿的都有才显得生命各不相同，放在一起才有不一样的美。就和村上春树说的一样，保持自己的“步调”和“时间性”就行，是不是？

与汉唐主要是以五经为主的注疏之学有别，宋代兴起的新儒家既诠释五经，又诠释四书，主要发展的是义理之学；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开始将义理之学往文字学、考证学方向推动，批评义理之学末流的空疏，后发展出清代考据学，在乾嘉时期达到兴盛。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谓的“汉学”，实指汉代的古文经学，认为清代的考据学、乾嘉之学或者所谓朴学是汉代古文经学的复兴。方东树则著《汉学商兑》，批评江藩之说，为宋学和程朱理学辩护，批判汉学。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