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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往往是被大人物书写的，而像“衷”这样，能将墨迹保留到两千多年后的小人物，屈指可数。通过这些墨迹，我们猜想，“衷”的一生会经历什么？是不是像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无数小人物一样，为徭役等而发愁。也许有幸活到暮年，弥留之际想与兄弟合葬在一起，却发现找不到任何“黑夫”与“惊”来过的痕迹，除了这木简上的墨迹。

从剧情框架上看，《三大队》博采了警匪片、公路片、法治专题片和剧情片的特点。影片前半段借用了警匪片的类型常规，其中还夹杂着法制专题片的法律精神。后半段则是采取了公路片的模式，程兵一路追凶，一路遇到不同的人和线索，遭遇了同伴不同理由的离散，内心在执着中痛苦蜕变，刻画出清晰的人物弧线。这些要素合在一起，却呈现出一种剧情片的效果：严肃的主题、刻意收敛的类型元素、社会性、人生选择的意义、命运的跌宕起伏作用于孱弱个体的后果。

　　　　桐城派的发展演进正体现“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义法”说，从“有物”“有序”两个方面论文，讲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被视为桐城古文艺术论的起点与基石。刘大櫆在此基础上提出“因声求气”说，将“义法”说的“法”落实到具体的文字表达中，又将“音节”与“神气”引入，使得依靠“义法”完成的结构有了生气。姚鼐对此有所反思，其《与陈硕士》的书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姚鼐以为，“义法”是基础，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编《古文辞类纂》，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又兼取义理、考据、辞章。姚鼐之后，姚莹、曾国藩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说，重视文中的“事”与“物”，讲求实用，以中兴桐城派，从而开辟新的局面。梳理桐城派的发展演进之路可以发现，桐城派作家善于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和发展已有的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时注重“和”的统一，如姚鼐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不仅意味着八字论文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前后相继，其理论本身亦是和谐自适的。以往通常认为桐城派能与时俱进，故而能绵延二百余年，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与外部时代的关系，就其自身的发展演进看，更多体现的是“和实生物”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