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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节日问候方式，贺年卡不仅表达着新年祝福，也是一种情感交流的方式。很多60后、70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新年前夕，在贺年卡上一笔一画写上“虽相隔千里，思念之情不减，盼新春佳节能共享团圆之乐”之类的祝福语，然后寄出，等待对方的回音。因为邮寄需要一定的时间，收到贺年卡就像收到一份远方的惊喜，那种期待和喜悦的情感让贺年卡显得非常珍贵，所以收到贺年卡后，人们都会小心珍藏。这个过程与现在用手机发送信息相比的确有些慢，但贺年卡传递的温情，却是手机上的文字无法代替的。当然，贺年卡的交换也是当时社交文化的重要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

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显现出“体和而正”的美学特质。桐城派作家多有为师的经历，这让他们普遍对于典范颇为尊崇。从纯洁语言的角度，方苞以为：“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苏惇元《方苞年谱》）雅洁实际上不仅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简要精练，还应当明于体要，所载之事不杂，由此形成文章气体雅洁之貌。严格说来，“雅洁”说是方苞“义法”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雅洁”本身的自足性、和谐性而言，又构成独立的理论范畴。桐城派作家不仅辨语体，还辨文体。姚鼐分类编纂古文辞，每一类既讲源流，又选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对“传状类”概括道：“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刘大櫆以文人作传为侵占史官之职，只有韩愈、柳宗元书写底层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制。姚鼐也受到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如为礼亲王永恩作传就颇感为难，《与吴敦如》书信道：“藩邸之传，本应史臣裁著，非职元不当为。若云家传，亦觉不妥。意欲改为神道碑文，但加一铭词耳。”总体说来，桐城派作家的文章，无论是论辩类、序跋类，还是碑志类、杂记类，多先求文体雅正，再求语言雅洁，遵从规范的同时，又创造一系列典范之作。

　　　　2023年，大模型进入爆发元年。蒋青松所在的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流域科学实验室团队和文心大模型团队集中攻关，使大模型“饱读”了300多万篇精选文献，凭借其对海量学术文献的快速理解能力和文本生成能力，研发出WaterScholar，实现了对跨学科内容的深度理解和智能分析，并能根据具体的科研需求提供专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