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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指出，自上任以来，他已针对不同制度的短板推出多项改革措施，可以看到特区政府文化和办事效率等各方面有很大改善。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制度短板，要“久久为功”，优化每个环节。从哈尔滨回港后不久他立即召开会议，向特区政府各司局长就思想层面，以及发展北部都会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方面提出工作意见。

中等职业教育真正需要的是在教育体系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完成对其办学方向的重新定位，并构建相应保障制度。在面临各种观点时，尤其在否定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必要性的观点时，要在政策制定上保持定力。高中教育阶段必须有职业教育，是因为高中阶段的教育在功能上是衔接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