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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学毕业后，郭增磊入职锦州供电段，成为一名接触网工。虽然没有开上火车，但也如愿加入了铁路大家庭。因在学校时成绩优异，刚开始，年轻气盛的郭增磊觉得接触网工的工作是“小菜一碟”，自己肯定轻松“拿下”。可现实却给他泼了冷水，现场设备比书本上复杂得多。郭增磊车间管内的支柱是12.2米的钢筋混凝土支柱，共计16个孔，第一次上杆作业，他每登一步都非常艰难。郭增磊至今还记得，当时他扎好腰带走到支柱前，双手把着支柱边缘一步一步向上攀爬，心里发慌，手心出汗，双手双腿抖得像筛子一样。师傅在下面大声叮嘱着“手把牢靠、脚踏稳准”，郭增磊战战兢兢地继续攀爬，当爬到支柱顶，需要将安全带系在支柱上时，又遇到了腰带不受力、脚无法踩在相应孔内的问题。经过一遍一遍地反复操作，郭增磊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第一次作业。这次经历让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份工作实操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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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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