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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学史”即关于孟子及《孟子》一书的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部较为特殊的文化经典，它存在着多种身份，这也使得孟学史与多种学术门类存在关联。首先，《孟子》曾是一部子书。孟子作为先秦诸子的重要代表，其思想的载体《孟子》一书最初自然被归于“诸子类”的著作中，宋之前的图书目录分类皆如此。其次，《孟子》亦有经书的身份。从唐朝兴起的“孟子升格运动”到了宋朝则蔚为大观，孟子因为其思想中心性论、道统论等要素契合儒学发展的需要而受到了儒者空前的重视，《孟子》在宋代也成了科举书目，并列于当时所刻的“石经”之中，目录学家已然认为“《论》《孟》并列为经”（《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语孟类》），此后元明清各朝，《孟子》一直列于十三经之中。成为经书的《孟子》其论点观念在古人看来具备权威性，不可随意质疑，同时又要在尧舜至周孔这一脉道统上来阐发《孟子》，研究者对于《孟子》“述”的成分要多于“作”的成分，这些都是经学式《孟子》研究相较之前子学式《孟子》研究的差别所在。再次，《孟子》亦被视为一部哲学著作。近现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发端于西方的哲学在中国学坛确立了牢固地位，哲学经历了学科化之后，大致形成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分支，它们恰与《孟子》中的天人之学、心性说、民本论相呼应，《孟子》研究由此转入哲学学科体系中，当然其他学科门类如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亦有相应的孟子学研究。相较于对《孟子》的子学式或经学式研究，哲学式《孟子》研究以一些专门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来阐发《孟子》，其论述显然更专精。

　　　　黄庭坚提出“士大夫食时五观”，把君子进食时必须具有的五种观想总结出来，以资鉴戒。其内容包括珍惜食物，防止贪心等，指出享用食物的目的在于成道业。具体的对象如酒，其中所蕴含的道理，苏轼在文章中也有揭示。因为酒有它的两面性。它既可悦人，也能乱性。对酒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作者的人格和天性。如苏轼曾经写过《浊醪有妙理赋》，其中说“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又说“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对于苏轼而言，酒只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关键是保持天性中的本真。南宋李纲写了一篇同题次韵之作，其中承认酒“疗饥寒以饱暖，化忧忿为欢娱”的功效，但强调的是“治则醒而乱则醉，其智足称；饮愈多而貌愈恭，其贤可接。是知察行观德，莫酒之如”。立意显然有所不同。所以清代李调元曾评价李纲此赋说：“可与原唱竞爽，而豪荡之气，微不逮矣。”文人和政治家，看待酒的眼光和气象显然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