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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化的《孟子》研究早在宋明理学那里便有了端倪。哲学学科常关注一些普遍、本质的问题，宋儒深入挖掘《孟子》中心、性、天、命等形而上学概念的理论意蕴，兼收道家理论资源，将儒家固有的仁义礼智等原则置于宇宙论、本体论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框架中，使儒学与印度佛教的形而上学理论实现了对话与论争。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儒学由此具备了更鲜明的哲学形态，此时的孟子学不仅属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也和印度、古希腊乃至近代欧洲的各种学说一样有着相同的哲学元素。现代新儒家基本延续了宋明理学的理论兴趣，同时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巧妙地融合在中国既有传统中，如借用神秘主义、道德自律等西方概念来发明《孟子》奥义，都取得了可观的效果。随着哲学在现代中国实现了学科化，而子学、经学尚未找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的合适路径，现当代的孟子研究基本被统摄在哲学研究的框架下，“四书”中《中庸》《大学》的研究情况亦类似。

刘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用不觉”，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其实已在运用思政课道理解决问题，只是未意识到。比如，一些理工科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在建模过程中运用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方法，就是思政课所学理论，但他们却难以将此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学生校园生活相对单一，对社会了解有限，遇到的复杂问题较少，所以觉得思政课理论“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当他们走上实习或工作岗位，面对复杂现实里的新问题时，往往会突然意识到思政课理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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