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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已近退休之年的制伞匠人刘有泉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伙计”重操旧业，“复活”了余杭纸伞的72道制作工序。2015年，刘有泉的孙子刘伟学接过了这把纸伞，但他“不想只做一个卖伞的人”，他有着“要让世界看到余杭纸伞”的雄心。2016年，他与设计师合作，把纸伞带到了意大利米兰设计周。

魏晋以前，除了一些专门注《孟》的成果外，学者对《孟子》的探讨也常以辩难的形式展开，这显然是受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风气的浸染，子学色彩极其鲜明。先秦儒家的殿军荀子与各类学说论辩，亦曾辩难过孟子的性善理论，并基于其建构客观制度的诉求，进而反思孟子思想“幽隐”“闭约”等问题（详见《荀子·非十二子》）。汉朝时，以批判精神而著称的思想家王充亦有《刺孟》一文，着重于辩难孟子言说不周之处及“莫非天命”等论点。孟学史中的“辩《孟》”“难《孟》”是一种延续不绝的传统，例如宋代“尊孟”思潮盛行，但像李觏、司马光、苏轼、叶适等重要学者也曾责难孟子的论点。此类传统的意义绝不可小觑：《孟子》一书正是在诸子相互辩难中淬炼而成的，欲使《孟子》在后世保存其原初的生命活力，就必须保存其原初的争鸣语境，让《孟子》直面后人的辩难。对于辩难者来说，正因为《孟子》的论说已然很精当，他们在超越孟子后而找到的结论才更有价值，此即苏轼所说“以孟子为近于孔子也”“故必与孟子辨，辨而胜，则达于孔子矣”（载于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此外，孟子的维护者在应对这些批判时，一般会对《孟子》的相关观点做进一步解析，使人们对孟子思想形成更深入的认识，这无疑能增加《孟子》研究的理论深度，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可见，孟学史中的辩难传统传承着子学时代的学术风气，辩难者及维护者在此过程中都是受《孟子》启发而开辟了新境界，在这层意义上，《孟子》可谓是保存了原有的活力，而不是被当成教条限制人的思想。

　　　　高翔表示，2024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主办单位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总书记向大会发来贺信，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重要指引。为贯彻落实总书记贺信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希腊雅典成立了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首次在西方文明发源地设立由亚洲国家创办的古典文明研究机构。作为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支撑，考古学在发掘古典文明遗址、厘清古典文明历史脉络、揭示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担负着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2024年，我国考古事业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文化思想科学引领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各历史时段的田野发掘工作都有了新发现、取得了新进展。这些成果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文明进程、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课题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