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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化石产地和考古遗址的最高价值认定标志是世界文化遗产。要被遴选、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遗址须有重大并被普遍认可的科学价值,须保存遗址与出土材料的完整性、本真性和环境的和谐性,须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和社会的高度认可,须展现对遗产妥善保护管理和有效普及、传承的责任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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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逐渐崛起的心学一脉给孟子学又带来了新的气象,心学家侧重自身精神与孟子的会通,这种对孟子思想的接受方式在子学传承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此种孟学传统亦有子学色彩。宋明时期的几位心学巨擘的思想源头都被归到孟子那里,如陆九渊自谓其学“因读《孟子》而自得之”(《陆九渊集·语录下》),陈献章则被时人称为“活孟子”(《明史·陈献章传》),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更是直承孟子理论。这几位心学家作为孟子思想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却都没有对《孟子》的专门注疏作品,大概因为心学认为心即理,只要发明自己本心,便能与孟子之心相契会,立文字来说明这种体验纯属画蛇添足,这种由“自得”而体悟到的孟子真精神才能造就“活孟子”。可见心学家对孟子理论的传承不是偏重义理的解析,而是偏重心灵的体验,追求在实践中展现孟子的真精神,他们用自己生命活动与《孟子》相交融,双方相互诠释彼此。许多诸子学派思想在后世的传承亦与之类似:诸子本身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者,诸子本人的真精神直接地贯注在他们各自的实践活动中,间接地呈现在他们所著的子书中,而后人必然会有与之相类似的实践,人们在相关实践中的心灵体验便能会通相关诸子学派的真精神。这种“会通”常常没有义理解析、文本注疏等形式的加持,仅呈现为一种“隐性的接受”,后世的隐士对于老庄道家,帝王对于申韩法家,侠士对于墨家思想,及此处的心学家对于孟子思想,都体现着这种子学传承中基于实践层面、臻于精神境界的“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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