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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

游园赏灯，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在昆山，素有“出灯”的习俗。花灯历史悠久，具有祈福之意，同时也是戏曲中常出现的道具之一。元宵佳节，昆山戏曲百戏博物馆将戏曲元素与昆山本地习俗结合，举行“庆元宵，赏戏曲”系列活动。现场，孩子们与父母携手合作共同制作一盏盏精美的花灯。随着花灯的渐次亮起，犹如繁星坠落人间，不仅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气氛，更寄托了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祝福。

　　　　音乐剧何以在上海有市场、有票房、有观众？“在文化消费能级的强支撑下，中国音乐剧从上海出发，驶入了发展‘快车道’。”上海大剧院总经理张笑丁见证了20多年来国内音乐剧市场的成长历程。她认为，上海这座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气质与音乐剧的审美现代、风格多样、运营高度商业化等特性非常契合。“申城具有培养音乐剧市场的肥沃土壤，让这一复合艺术形式在中国找到了最活跃的观众群体。”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行业已充分认识到：成为市场“顶流”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优质作品；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在于形成足够的人才储备；生产制作机构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倾听观众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