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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检察官才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警察只是检察官的辅助机构，两者是指挥与被指挥的“将、兵”关系，此即所谓检、警一体化体制。据此，警察仅享有实行侦查即执行侦查的权力，侦查程序的启动和终结权，都掌握在检察官手中，没有检察官的同意（明确指示、指挥），警察不得展开侦查，更无权终结侦查。所有的刑事案件在侦查完毕后，都应当经由检察官的审查并以检察官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方式终结侦查。因而，在韩国刑事诉讼构造中，审查起诉隶属于侦查程序，系检察官终结侦查程序的法定方式，这就使得整个侦查程序，完全被检察官所主导。

2月9日晚9点多，在昌平区温南路，交警在夜查行动中拦停了一辆挂着纯黄色号牌的大货车进行检查。司机慌忙下车后，称“号牌使用太久，因为磨损掉了颜色”。民警查看后发现，原本黄色号牌上的黑色字母和数字，被用黄色油漆复刷了一遍，将原本号牌信息完全覆盖，车辆行驶中号牌远远看去就是一片黄色，具体号码只能在停车后，通过光线照射的凹凸纹路才能辨认。民警对该司机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同时驾驶证记9分。

　　　　简牍的取材、制作、书写，都比较方便。《论衡·量知》就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小时候放羊，自己制作木简，练习书写。可见简牍的便易性降低了识字、教育的门槛。商代、西周，学在官府，知识圈狭小，文献的种类、篇幅也有限，简牍的优势不容易发挥。春秋以降，私学勃兴，著述蜂起。战国时各国相继变法，建立以郡县制、官僚制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文书、律令的行用骤然增长，简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和文化繁荣中，简牍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