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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纯青求学的时候，国内康复治疗学的本科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教学资源和专业设置都相当有限。为了使学生和康复治疗领域的国际水平接轨，老师们都使用国外的教材备课，还外聘了香港的教授到中山大学上课。这几年，我国康复方面的教材逐渐完善，各专业基本都有相应的教材。谢纯青深刻感受到了社会对康复人才需求的急剧增长和重视程度的显著提升。

开始筹划这些改造项目时，有些女监民警“思想也没有那么统一”。有的人质疑，“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每天做好基本的工作就好了”。工作推开以后，女监民警们慢慢发现，好逸恶劳的人拥有了勤劳双手，好吃懒做的人成为劳动者，她们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改造的“乐趣”。张旭琴意识到，“这应该是把教育改造理念根植到罪犯心里的好办法。”

　　　　我们团队的法宝在于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敢闯敢试，我形容自己：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如在收集资料这如同大海捞针般的工作中，我提出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研发和投产过程波折很多，甚至工程还一度停滞，我们曾迷茫过，也质疑过。研制核潜艇，下水只是起点，我们进行了多次深潜试验，就像神舟飞船上天一样，都是第一次，不知道是生是死，参试同志还有的在唱《血染的风采》。危险时刻，只有我上，不能功亏一篑。我们有信心也有实力迎接这个挑战。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深度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当时我已经62岁了，大家都明白这是既非常重要，又是十分危险的试验。几百米在地面上很平常，但在水下却是核潜艇下潜的极限深度，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不少参加试验的官兵都写了遗书，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为了给试验人员增加信心，按规定我原本在岸上指挥，但我坚持亲自下艇，我为什么要下去，打破总设计师不下水做实验的先例，我爱人给我讲，第一她相信我的工作做到家了，试验不会有问题。第二不下去你的队伍以后就带不动了，即便成功了，大家对你也会有看法。得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她哭了。虽然这次深潜试验，我的眼底、耳朵和牙龈都因承受压力过大而渗出了血，但我成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很自豪。后来水下潜艇发射导弹，一个个难题我们都是这么克服的。还有就是我们很寂寞很孤独，是幕后英雄和孤勇者，不敢跟家人和朋友说干什么，不敢把自己的喜悦和失败与别人分享，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也是成功路上的考验之一。唯有坚守，牢记祖国和人民的期待，而不是患得患失，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