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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注意到，部分高校在评价改革中丰富了教学类成果认定类型，打通了过去“壁垒森严”的教学、科研成果之间的通道。如，西南财经大学在成果评价标准中将社会服务、文学艺术、竞技竞赛类成果纳入认定范围，对课程、教材、著作、论文、课题、奖项等成果进行等效评价。西南大学建立互通互认指标体系，打破申报条件成果类型限制，实现教学与科研业绩成果互通使用，成果类型涵盖教学研究专著、科研著作、教学成果奖、课程建设等多个方面，突出教师研究成果多样化价值，引导教师多样化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拓宽业绩成果形式，搭建多类型成果认定体系，将有影响力的著作和教材纳入评价体系，将决策咨询类成果、普及读物、入库案例、规划方案、调研报告、网络作品等作为评聘代表性成果，着力破除“五唯”顽瘴痼疾。

在这种病态的应援文化下，在巧妙的商业包装操弄下，偶像们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教主”，拥趸甚众、一呼百应；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又像是“孩子”，被粉丝们供养着、呵护着一路成团出道。对于很多粉丝而言，能够给爱豆略尽绵薄之力打投应援，能够守护着爱豆一步步成长，就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幸福感。虚无的移情效应，可疑的精神寄托。很多粉丝痴信“我的一票能决定偶像的命运”，但殊不知，自己的命运早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吴某乙等人落网后，民警对该团队的关系架构进行梳理发现，与其业务来往最多的是一个叫葛某的男子。葛某平时生活在四川遂宁，孩子在大城市念书，他还在当地购置了房产。“葛某之前在工地上班，家境一般，光靠他打工的收入，可能无法在大城市买房。”民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