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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漫步在展馆中，参观者不难发现，无论是李大钊等革命先辈在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办的中国第一所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还是铁路工人把铁道线变成抗击日寇的最前线，又喊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火车就开到哪里”的豪迈口号，中国铁路始终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任。

　　　　以“孟加拉国达卡—鄂州—韩国仁川”航线为例，货物从花湖国际机场出港时为服装辅料，从达卡回程时变为成衣，再经由花湖国际机场转运至目的地仁川。经鄂州中转后，整体物流运输成本下降超20%，货物周转时间减少2—3天。“‘空空中转’不仅物流降本增效明显，也让花湖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机场有关负责人介绍，自去年8月份启动中转项目以来，截至2024年底，国际货物中转量已超4000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