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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大船建学院党委书记周薇回忆，当时96岁高龄的黄院士刚做完腿部手术，几乎推掉了所有的探病请求，但一听说母校师生要来探望，便立刻欣然答应了。“我们走进房间，黄老坚持从病床上起身，一步一步挪到椅子旁坐下，与我们进行交流。此刻，他不只是大家口中传颂的英雄，更是我们亲爱的学长。”黄院士聚精会神地听着，还询问“是否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当前船海领域科研和人才的培养相结合”等问题，不知不觉间，原定10分钟的探访整整延长了一个小时。临别时，黄院士沉思片刻，为母校师生提笔写下了“要有信仰、有理想，还要有本领。科研永无止境，在创新道路上要永不知足”的谆谆寄语。

这个夏天，从四川广汉跨越2000余公里，到北京大运河畔，三星堆首次“组团”进京亮宝。这些出土的大面具、青铜人究竟是什么来头？古蜀人制作它们的目的是什么？三星堆与文艺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本期《艺术家茶座》，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文联特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王巍和中国文联文艺创作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音协理事、国家一级编剧杨启舫，一起来谈一谈“三星堆与艺术创作”这一话题。

　　　　三国时期，墓志尚未广泛应用，再加上盗扰，这让判断墓主人身份成为此时期考古工作的一大难题。此前几座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三国墓葬，都依靠的是出土器物上残存的文字信息，如著名的安阳曹操高陵发现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石牌、洛阳曹休墓出土“曹休”铜印、马鞍山朱然墓出土写有朱然身份信息的木刺、南京五佰村丁奉墓出土刻有丁奉身份信息的砖地券。此次确认张昭墓的重要依据是M170出土的两方金印。两方印皆为龟钮，阴刻篆文，一为“辅吴将军章”，一为“娄侯之印”。据《三国志》，拜辅吴将军者仅张昭一人，爵封娄侯者仅陆逊、张昭两人，而陆逊于夷陵之战后已改封江陵侯，故两印的主人只可能是张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