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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龙：对大学或高校教师而言，学生的成绩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大学在本质上并非选拔教育。然而，高校的评价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对学生而言，能否保研、能否找到好工作这些“成功标准”，都会受到成绩的影响，高校由此也会将成绩更好的学生视为“优秀毕业生”。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一组矛盾——在教师的视角，我们希望学生好好读书、先把基础打好，但学生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出成绩、出结果，甚至在本科阶段就有论文发表。

调查报告还指出，盘龙区职能部门间的事故信息互通不畅，多部门在突发事件紧急信息报送工作中短板明显，相关部门只向单位主要领导报告，未能按要求及时将相关情况逐级上报。一些领导干部对风险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不知敬畏、不晓利害，有的麻木侥幸，不把别人的教训当教训，错失了化解风险、避免事故发生的机会。

　　　　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孟子集注》在元明成为科举时应答的标准，它亦确立了近乎经学的地位，人们渐以权威视之，其僵化的趋向也愈发明显，而心学一脉的崛起则再次释放了《孟子》原本作为子书的活力。前文提到子学传承者与先秦诸子具有相近的实践经历，所以他们对于诸子与子书不以权威视之，双方有一种平等的、近乎知音的关系。而心学家面对着已然成为经书的《孟子》，他们仍然能高扬自身的道德主体性，欲发明自己本心来遥接先圣，与之实现精神上的会通，这显然有着子学传承者的气质。既然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实践活动便是先圣真精神的展现，自己阅读经典时偶然间契合于己心处才是最有价值的内容，由此“六经注我”从最初的理论命题发展为诠释模式，这在《四书评·孟子卷》《四书遇·孟子卷》等晚明孟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此时已归入经学的孟子学获得了新气象，在当时的经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这又与子学式传承模式密不可分，在这里，经学与子学互补而相得益彰的规律再次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