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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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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晖介绍,为了守好这片明山秀水,景区内自有一套“加减乘除”法的保护心得:在保护绿色植被上做加法,加栅栏、加石台、加围栏,游客的步行距离虽然增加了,但绿意丝毫不减;在防治环境破坏上做减法,景区内不搞掠夺式、破坏式开发,力求将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小;在综合治理上做乘法,景区内采用“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治理形式,同时出台严格的生态综合保护治理措施,将防治效果最大化;在生态隐患上做除法,不断加强生态风险隐患排查,强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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