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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中国人对于河流的地理学认知，很早就达到了极高水平。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墓群出土的迄今最早的地图实物中，公元前300年前后的古人，就能于木板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渭河上游各河流的分布情况。公元6世纪，郦道元写作的《水经注》中，对全国河流信息的掌握程度，已令人叹为观止。不但记载河流数量高达1300多条，不同河段的清浊、缓急、宽窄、丰枯等细节，都有明确记载。

许吟隆解释，“适应”是指通过加强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气候风险识别与管理，采取调整措施，充分利用有利因素，防范不利因素，以减轻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和潜在风险。同时，“适应”应该成为一个常态化工作，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农业决策和行动中，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龚健雅院士在做中国的数字地球模型、国产地理信息系统；杨必胜三维建模做得很好，他用无人机做碳排放、碳吸收的研究非常精准；我还有个研究生正在用人工智能技术，在大量遥感数据中自动解译目标……”讲起自己学生手头上的工作，李德仁如数家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