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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消费券发放与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沈艳强调，有商家擅自修改消费规则，设置隐蔽的消费门槛，让消费者看似能用消费券享受优惠，实则面临重重限制；更有甚者，还存在变相加价、以次充好的行径。这就导致消费者使用消费券购买的商品质量堪忧，甚至可能买到变质、过期物品，且维权时困难重重，难以获得正规、有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张艾嘉回忆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的新浪潮运动，“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我们几乎颠覆了上一代导演的叙事方式。拍《海滩的一天》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做剧本，因为杨德昌要讲台湾本地家庭的故事，但他是海外留学归来，不同于侯孝贤那种本地生长起来的导演，杨德昌当时对台湾家庭有很多‘想象’，所以会做很多功课，将每个人物做成便签贴在墙上，谁是怎样的性格，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的关系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你看他之后继续拍台湾家庭是很得心应手的。”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