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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答应得痛快，但蔡维敏还是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因为对孩子们的特殊情况并不了解，他回去后搜索了大量相关论文、训练视频，初步制订了适应性训练计划。2019年3月10日，在芜湖市弋江区残疾人服务中心，蔡维敏带着助教为孩子们上了第一堂篮球课。

其实，一名学生优秀与否，未必体现在成绩上。现在很多学生消化信息的能力很强，可以把笔记、思维导图做得很漂亮，也擅长在考试中迎合阅卷者，但当他们需要面对现实、进行创造性思考时，能力就相对弱了。相比之下，那些具备批判性思维，敢于打破规则、进行创新的学生，才是更有潜力的群体。就此而言，现有的成绩评价体系并不能和学生的综合素质画上等号，但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举措。

　　　　我们团队的法宝在于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敢闯敢试，我形容自己：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如在收集资料这如同大海捞针般的工作中，我提出要带上“三面镜子”：既要用“放大镜”，沙里淘金，追踪线索；又要用“显微镜”，去粗取精，看清实质；更要用“照妖镜”，鉴别真假，去伪存真。研发和投产过程波折很多，甚至工程还一度停滞，我们曾迷茫过，也质疑过。研制核潜艇，下水只是起点，我们进行了多次深潜试验，就像神舟飞船上天一样，都是第一次，不知道是生是死，参试同志还有的在唱《血染的风采》。危险时刻，只有我上，不能功亏一篑。我们有信心也有实力迎接这个挑战。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深度在南海进行深潜试验，当时我已经62岁了，大家都明白这是既非常重要，又是十分危险的试验。几百米在地面上很平常，但在水下却是核潜艇下潜的极限深度，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不少参加试验的官兵都写了遗书，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为了给试验人员增加信心，按规定我原本在岸上指挥，但我坚持亲自下艇，我为什么要下去，打破总设计师不下水做实验的先例，我爱人给我讲，第一她相信我的工作做到家了，试验不会有问题。第二不下去你的队伍以后就带不动了，即便成功了，大家对你也会有看法。得到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她哭了。虽然这次深潜试验，我的眼底、耳朵和牙龈都因承受压力过大而渗出了血，但我成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很自豪。后来水下潜艇发射导弹，一个个难题我们都是这么克服的。还有就是我们很寂寞很孤独，是幕后英雄和孤勇者，不敢跟家人和朋友说干什么，不敢把自己的喜悦和失败与别人分享，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也是成功路上的考验之一。唯有坚守，牢记祖国和人民的期待，而不是患得患失，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