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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关宝琮对于辽瓷装饰工艺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对于辽瓷的烧制技法仍在探索。这份重任就落在了孙天舒的肩上，但在资料相当有限的条件下，恢复辽瓷技艺困难重重。孙天舒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整日与泥料为伍，在“暴土扬长”的窑厂里一次次尝试，一度一度地调整火候温度、一点一点地调制材料配比。

“早期的图书馆就是静态的，它强调实体馆藏，关注文献本身。”严贝妮说，现代的图书馆不是“藏书阁”，而是动态的、多功能的信息服务机构。现代公共图书馆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元化，始终不变的核心是要为读者提供便利。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