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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子学路径”应从义理与实践两个层面来发展孟子思想，避免把《孟子》中的文字当成金科玉律式的僵化教条。诸子之学相较于三代的王官传统似乎是“载之空言”的纯理论，但它相较于后世的玄学等学术形态，则又多了很多实践力行的色彩。前文也讨论了子学传承的两类重要特质，即在义理发挥中开拓诸子学说的规模、在实践体验中会通诸子本人的精神，亦可见义理与实践是子学内部的两条主干线。而无论是义理发挥还是实践体验，它们都要求传承者能够超越子书文本的局限，汰其粗而寻其精，遗其迹而通其神，不固守盲从书中的个别词句。具体到《孟子》而言，“新子学”主张今人不应将《孟子》中的一些话奉之为圭臬、亦步亦趋地遵循，而是应直探其中的义理核心及其可延伸的空间进行发挥，同时也通过自身的亲身体验把握孟子的真精神，将孟子的真精神灵活地付诸社会实践中。这种孟子学可谓是一种“活的”孟子学，它能够作为一种纽带贯通古今，而不是作为一种枷锁以古限今。

四台遗址早期打制石器较多，磨制石器少且体量小，越往后磨制石器越多，打制石器则不断减少；早期有楔形石核，往后几乎不见，全为锥形石核。工具组合呈现明显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房址中发现的舌形毛坯料、楔形石核、锥状石核、细石叶，完整展现了一个由楔形石核到锥状石核的发展过程。它上承距今1.6万～0.8万年发现较多楔形石核、较少锥形石核的于家沟遗址，下启发现较多锥形石核的黑土坡遗址，成为阐释两个遗址之间细石器转变的关键一环。而且四台遗址的细石器工业，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发展的连续性，为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且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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