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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坡盘陀画像碑为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翻刻，是明末战火中三苏祠幸存的“五碑一钟”之一，是三苏祠历史的重要见证物。碑刻内容由李公麟绘东坡像、苏辙题诗、黄庭坚赞词和翻刻记事四部分组成。画家李公麟为苏轼好友，曾多次为苏轼绘像，石碑上的东坡绘像与下面的苏辙题诗高度贴合，呈现了苏东坡“居水中坻、野衣黄冠、横策欲言”的形象。苏辙诗除了描绘苏轼容貌，还表达了苏轼与他亦兄亦师的深厚情感。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赞词回顾了苏轼从眉州到儋州起起落落的一生，赞扬了苏轼为国为民的胸怀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文本能够成为经典和被经典化是一些合力的结果。文本的古老性本身就有魅力，文本的创造性使之具有了内在的力量，人们的不断阅读和解释使之不断焕发出活力，人们对文本中的真理和价值的认同使之具有了权威性和典范性，表彰和规范性的词汇的产生使之从无冕之王成为有冕之王。这一切都发生在早期中国从殷周之变到东周时代的巨大转变中。从东周开始，天下体系动摇，士阶层纷纷从官学走向私学，诸子各家放言立论。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和编纂的六种文本《诗》《书》《礼》《乐》《易》《春秋》被大体确定，并成为他和他的弟子学习的主要书本。《礼记·经解》篇中，“经”就明确被用来指称《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东周时期将六种书明确叫作“六经”的例子。叫经和六经就是肯定这些书的典范性和权威性。与此同时，儒家还将自己的著论叫作经，如帛书《五行》分“经”“说”。

　　　　一次接待烈士后人的讲解经历让他难忘。那是2015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烈士殉难纪念日，他像往常一样为游客讲解。讲解结束后，他发现团队中有一位老人，独自停留在一块展板前，身体微微颤抖，手轻轻抚摸着照片。“当时我就感觉老人和照片中的人关系不一般。”古越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