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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内容可以将上述材料中涉及乐舞的记载分为六类。乐舞机构类，敦煌地区与乐舞相关的机构至少包括乐营、乐行、宴社司等，这些机构大多出现在敦煌文献的官私文书中，如破用历、功德记等。从业人员类，按目前收集和整理的材料，包括乐营使、副乐营使、乐营教习、音声、队舞人员和乐器制作工匠，此外，在敦煌绢画题记、敦煌石窟题记中亦有与此相关的文字。乐舞活动类，通常包括官方组织和寺院陈设两类，官方组织包括出行、队舞、毬乐等，寺院陈设则包括各类法事活动的用乐。这些同样出现在官私文书中，而且乐舞活动往往与敦煌石窟乐舞图像有一定联系。乐器类，主要包括蒙书等类书中对乐器及演奏法的记录，官私文书中官方、寺院所属乐器账目以及乐器制作的相关记载，如P.3644中出现的“二弦”,寺院经济类文书中大量记载的“铃”以及官方组织的鼓类乐器制作等。乐、舞谱类，目前已知敦煌乐谱共计3个卷号，分别是P.3539V、P.3719V和P.3808，敦煌舞谱包括P.3501、S.5643、S.5613、S.785、BD.10691、Дx10264和羽049，共计7个卷号。最后是类书中的乐舞词汇，这部分内容除前述乐器名称外，还有反映礼乐规制、乐舞表演等方面的词汇，由于这些词汇所在文献通常为蒙书、习字类书、实用要字一类，因此可将其视作传授和普及乐舞知识的教材或工具书。

第四，某些律篇、律条的变更，会带来律典的全面修订。例如张家山336号墓出土的《汉律十六章》，较多律篇与《二年律令》相同，但律条多有增删和补充，不再出现《收律》，相关律条皆删去“收”和“收孥相坐”的刑罚。这是文帝元年“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的结果。胡家草场汉律是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后的律典，与此前的张家山《汉律十六章》和睡虎地汉律相比，刑罚制度判然有别。这证明律典中各篇各条存在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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