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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老板后不久，李琳结婚了，考虑到高维修率容易给顾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和品牌机谈起合作，品牌机的价格要1000元左右，为了说服村里人购买，“长期的服务、售后都要做好”。好在品牌机质量好、耐摔、维修率低，店里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三四十台”。

这份文化认同感也是刘钟萍的重要动力。2017年春节，刘钟萍在澳门展演，带上了许多传统年画。有一对父子连续3天出现在活动现场，她忍不住询问，对方告诉她，家里的奶奶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幅作品，但腿脚不便，就嘱咐他们过来现场帮她看一眼她记忆中的门神。

　　　　然而，亚历并不认同“非常刻意地去强调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中，既有对饭局的观察，也有在青年旅舍住宿的经历，还包括“在车站餐厅吃了顿16元无限加菜的午饭”的体验——这些场景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些中国作者的笔下。亚历还用调侃的语言记录了多国群演为了获得露脸机会，开展各种有意无意的竞争——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是“用母语思维去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