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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当时还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力相对弱小又仰慕法国，各诸侯国宫廷在艺术品位上的追求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大量引进各类手工业人才和艺术家。得益于比利时家具师达格利的才华，普鲁士宫廷所拥有的一系列髹漆家具突破了单纯的模仿，在工艺、造型和漆绘内容上更富于创意和特色。也正是从17世纪初期开始，欧洲的艺术家对中国漆器不再亦步亦趋，从一开始的进口、定制、仿制变为尝试形成自己的风格，促成了欧洲艺术风格上的探索。

“在十多年之前，红洋村种植基本依靠人力，从开垦、播种、施肥、采收，因此很难大面积种植。”红洋村村委会成员郭石文告诉记者，随着近十年来机械化的推进，朝天椒的种植规模逐渐扩大，收益也不错。然而近4年，椒类农产品连年亏损，农户们也逐渐转变了心态，“以前村里种朝天椒的能有一千多亩，现在也就几十亩了”。

　　　　与此同时，学校是教育机构，不同地址不同学校里的多位学子抄写《秦妇吟》，也就有可能将《秦妇吟》传入敦煌的大街小巷之中。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学子们分处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校又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学子们随身携带册子本的《秦妇吟》，往返于家校之间，穿梭于市井之上，这就必然给《秦妇吟》创造出从学校到家庭、再到市井的深度传播机会。《秦妇吟》不但在地位上具有学校教材这样学习典范的地位，而且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文辞特点也天然具备深入民众之间、雅俗共赏的亲和力。比如，根据最新研究，现在分散于14个编号中的11件《秦妇吟》或可分为学郎写本、讲唱写本与民间写本三种性质（廖小红，西华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敦煌〈秦妇吟〉写本群研究》，2023年）。《秦妇吟》在中原是被制为幛子、户户悬挂的存在，虽然在敦煌是否被制为幛子今无实据，但其传给妇人孺子还是能够想见的。可以说，学校群体对诗歌的传播给予了极大助益，体现了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在社会传播深度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