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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一群人的力量是显著的，尽管大学的时间有限，但我们希望以学长为榜样，将他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受萧栋栋精神的影响，临近毕业之际，汤洁文毅然报名了西部计划，入选湖工大第三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新疆支教。

与此同时，还必须增强校园文化活动的吸引力——这是“质”的保障。比如，要减少校园文化活动的强制性、“说教味”，增强其趣味性，多组织一些“无目的”的活动，给学生提供一个自发自由交往的平台。特别是要减少校园文化活动中的功利因素，使之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交流空间，促成思想的碰撞。从一些大学的创新探索看，那些注重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无考评压力的志愿活动，以及激发想象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创新创业比赛，不仅具有深刻内涵，而且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深受学生欢迎。

　　　　由于把礼理解为广义的典章制度，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周代的典章制度不可能是由周公一人一时制定的，故有学者提出，周代“礼乐”建设存在一个有历史梯度、有文化根柢和有不同阶段的“损益”和“更新”的过程。先是先周传统礼仪的“准备”阶段：它可上溯至公刘迁居豳地时周人的礼俗传统。其后是武王立国礼乐的“旧制”阶段。再后是由周公“制礼作乐”推动的礼乐“新制”阶段（李方元 申娟：《从〈逸周书·世俘〉篇看周初最早的“礼乐”活动——兼及与周公“制礼作乐”的关系》，《中国音乐》2022年6期）。与之相对，有学者则否认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因为周礼“绝非周公旦一人所为，而是经过周朝前期的武王、周公、成文、康王、昭王几代统治者近百年的努力，最后由周穆王‘修其训典’而完成的综合性文化建构过程”（杨华：《先秦礼乐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