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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套行政体系，“因俗而治”推行初郡政策。西汉中期以前，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滇中地区是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1956年石寨山古墓群“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元封二年汉武帝在滇国设立益州郡的史实：“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019年，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后，“滇国”依然存在，除了滇王被封赐，朝廷还任命了“滇相”。2022年以来出土的简牍中，“滇国”“滇相”“滇丞”“滇廷”等记述进一步表明了益州郡设立后，汉朝分别设置了以滇王和益州太守为首的两套行政治理体系，对西南边疆进行郡县制治理的同时实行“因俗而治”“复长其民”的初郡治理机制。初郡政策给崭新的益州郡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较好地处理了滇国旧俗和郡县新制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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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的核心论点展现出“以和为贵”的批评主张。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对文章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从天地之道演化出诗文之道，指出文章作为天地的精华，亦可分为阳刚与阴柔之美，并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兼具这两种美。虽然姚鼐在审美取向上较欣赏阳刚之美，在实际创作中偏向阴柔一途，但在文学批判中则追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姚鼐《海愚诗钞序》曰：“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这就是说，创作者可以偏嗜阴阳刚柔其中一个方面，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面。“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姚鼐此处“贵”的着眼点即在于调和，即刚柔相济。姚鼐的这种认识又深刻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将阴阳两极推演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又以八字为论：“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曾国藩全集·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与姚鼐相似，曾国藩虽然对于古文的风格做了区分，但也讲求雄奇与淡远的调和。姚鼐与曾国藩的这种调和思想又影响到张裕钊和吴汝纶等人。除风格论，姚鼐以学问之事有义理、考证、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述庵文钞序》）；就诗学主张言，直言“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与鲍双五》）。无论是“相济”还是“镕铸”，从根本上讲都体现了儒家“贵和”的思想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