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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也呈现一系列新特征、新趋势。一是出海内容国潮化。从“新中式”服饰掀起海外时尚风潮，到太极拳等传统文化“吸粉”不断，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助力国潮出海；二是出海主体多元化。文化机构、艺术团体与时尚、科技等领域融合，跨界联手拓宽了文化传播渠道；三是出海赛道细分化。比如，微短剧带来中华文化的新讲述，一批精品微短剧成为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窗口；四是出海生态延展化。文化IP不断创新，中华文化表现形式更加丰富。

然而，亚历并不认同“非常刻意地去强调外国人看中国的视角”。在《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中，既有对饭局的观察，也有在青年旅舍住宿的经历，还包括“在车站餐厅吃了顿16元无限加菜的午饭”的体验——这些场景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些中国作者的笔下。亚历还用调侃的语言记录了多国群演为了获得露脸机会，开展各种有意无意的竞争——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也是外国人的身份，不再是“用母语思维去做翻译”。

　　　　他认为，应“堵疏结合”。“堵”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通过执业准入资格的事前教育、执业过程的事中监督、违法后果的事后处罚加大违规炒股行为的违法成本，建立证券从业人员不敢违规、不能违规的纪律基础；“疏”即在炒股禁令下对证券从业人员进行良好的正向激励，打造证券从业人员工作成绩与个人绩效得以匹配的商业环境和竞争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