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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公十七年，孔子27岁，已经身在曲阜；不然则难以“闻之”，更难以“见于郯子而学之”。据《礼记·儒行》，孔子晚年对鲁哀公问，说自己“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这都是入乡随俗养成的习惯，并非刻意穿戴“儒服”。“长居宋”既然能够与长达十六七年的“少居鲁”相提并论，可知时间不会短，故可断言：孔子弱冠之年以后，“居宋”最少有3年以上的时间，否则难以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而未改的积习。也就是说：在23岁之年，孔子仍然居住在宋国。那么，取其23岁到27岁的中间年份，将其重返曲阜的时间定于25岁之年，当为合理推断。如此说来，青年孔子“居宋”，在18岁到25岁之间，有7年左右。这相当于现代学子读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其意义不可低估。

最高人民法院在典型案例裁判中指出，员工在工作中掌握和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技能，除属于经营者的商业秘密的情形外，构成其人格的组成部分，是其生存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础，员工离职后有自主利用的自由。“在排除离职员工对客户实施误导性或目的性引诱的情况下，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该员工所在新单位进行交易的，不认定为侵害商业秘密。”郭丹子法官如是说。

　　　　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明堂解》《礼记·明堂位》在论及周公制礼作乐时，均说到“颁度量”，度量指名分制度、行为规范，类似荀子所说的“度量分界”，属于广义的典章制度。由于制礼作乐的礼是狭义的礼仪、仪节，故在制作礼乐的同时，还需要“颁度量”。周朝的典章制度的确是逐步完善的，但其与制礼作乐属于两个不同的系列，这在以上文献中是非常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