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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鸣与欢声，天籁与人籁，有声与无声，所有的这些声音层面在陶渊明笔下都指向一个更高远的范畴，那就是“自然”。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载了他外祖父孟嘉的一则佚事：“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其实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琴瑟类的弦乐器与笛箫类的管乐器相比，制作所需的原材料种类更多，制作工艺也更为复杂，这样也就更少自然的真趣而多人工的机巧。而歌唱所依托的是人自身的喉舌唇齿，反求于己，不假外物，因此比笛箫等又胜一筹。这种观念和《庄子》中抱瓮丈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说法是一致的，实质仍是对自然本真的看重和坚守。《老子》《庄子》中都反复强调“自然”：“人法地，地法天，道法自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陶渊明也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庆幸自己归耕田园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诗意地栖息于声音世界当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欣然走过四时，坦然面对生死。他的声音观和他对声音的叙写，是他人生旨趣与生命哲学的真实显现，也从某个侧面体现出他对中古文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尉迟寺遗址位于与苏、鲁、豫相邻的皖北地区，是淮河流域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比较典型的一处含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堆积的新石器时代聚落。这里先后发掘出土7件带有刻画符号的大口陶尊，壁厚多在5—6厘米，重达25—30公斤，在当时是考古发掘的最大陶制品。大口陶尊上的类似符号在大汶口文化中多有发现，集中分布在山东莒县和安徽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