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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犯罪案件涉及面广、案件量大，一些重大案件备受社会关注。如何加强指导督办力度，依法妥善处理重大案件？“办案中，普通犯罪检察部门坚持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格依法，确保事实与证据立得住，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拿得准，程序适用把得严。”侯亚辉举例说，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在指导办理贵州六盘水女企业家涉嫌寻衅滋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过程中，先后4次派员赴贵州指导贵州省院组成调查组，依法稳妥开展调查并办理相关案件，取得良好办案效果。此外，该厅还指导办理河北迁西老干部因举报涉嫌诬告陷害、诽谤案，吉林私建浮桥案等重大案件近百起，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实现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在当代，由经学角度切入孟子研究仍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学者会强调孟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即他对尧舜禹汤到孔子、曾子、子思这一脉“道统”有完美的继承，《孟子》与先王之典（《诗》《书》之类的“五经”）及圣贤之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等）在内蕴上是相统一的，要在“四书五经”的系统中理解《孟子》。这种理解自有其理论依据，无法轻易否认，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仅将孟子放置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这一历时性脉络中来理解，必然是不全面的。孟子之所以成为孟子，亦在于他与同时代的杨墨后学、告子、宋子、许行门人等先秦诸子相互辩论而进一步地确立了自身的立场。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在学说上有所差异，正因为他们面临的具体时代课题不同、面临的论争对手不同，百家争鸣对诸子学说的塑造作用绝不可小觑。“新子学”注意到这种作用，故主张用一种平等的眼光看待孟子的理论对手，对他们的论点同样给予深入的剖析与同情的理解，继而扩大范围，将目光转向儒家的荀子及道家、法家诸子等等能与孟子形成对照的学者，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孟子在先秦诸子中的定位。这种基于先秦诸子群体内在共时性结构的孟学研究途径体现着子学的本位，它与前述在历时脉络中理解孟子的经学式做法恰可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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