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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必然趋势。李华平相信，社会以及行业发展也必然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也许在未来会催生《劳动法》的变革，推动《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相应的修改，对社会保障中“劳动关系”这一条件限定做出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在司法实践中，租户自行测量的温度记录通常都难以被采纳，具有证明力的温度测试方式主要包括：一是由热力公司或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测量室温并出具书面测量记录，测温单上清晰记录测温时间、地点、室内温度及供暖问题的详细情况；二是委托中立的第三方专业鉴定机构进行测温并予以公证。

　　　　从敦煌学专家李正宇、林聪明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来看，学仕、学仕郎、学士郎、学士童儿这些不同称谓均为中古时期敦煌学子的自称，且早期多自称为学生，后期多自称学仕郎，这一现象与敦煌所出《太公家教》《开蒙要训》《论语集解》《孝经》《王梵志诗》等诸多带有学子署名的其他写本文献题记情况较为一致。综合来看，学仕、学士郎、学士童儿等称谓与学仕郎也都大致意义相仿，均为尚且处于初级学习阶段的学生群体。敦煌的学生群体不论是在寺学还是私学、官学，其学习教材大抵相似，且寺学教学水平应当亦有不低于官学水平者，这一点从曹元深等归义军统治者子侄曾就读寺学的题记中就可以得知。结合学仕郎题记有确切纪年者基本为850年至986年之间、正处于敦煌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特点来看，中原流行诗歌《秦妇吟》能在多种性质的学校里成为学生们学习的教材，说明《秦妇吟》在敦煌地区被以教书先生为代表的当地民众广泛接受且高度认可，说明在中原地区十分流行的《秦妇吟》，同样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甚至走入课堂，成为学童们的教材，体现了两地思想文化的高度一致性。实际上，敦煌的学校教育也是十分严格的，题记杂写中常常可以看到学童关于学习的打油诗，或自谦或自强，而且能够与敦煌壁画彼此呼应，共同体现出当时敦煌学校教育场景的真实历史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