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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民间资本加速进入重大项目领域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已超过5万亿元。除了加快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有关部门还在积极构建更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比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就搭建了全国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引导有关方面加大融资支持和要素保障。

法国作为引领欧洲的文化重镇，虽然对华贸易量在欧洲诸国中不值一提，甚至所需中国商品都是转道而来，但上至皇室贵族下到新晋市民阶层对东方文化尤为喜爱。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凡尔赛宫不仅是法国的政治中心，相当程度上也左右了欧洲艺术的走向，甚至可以说是欧洲“中国风格”的策源地。红衣主教黎塞留就以中国产的漆木家具作为炫耀财富和品位的重要手段。而对洛可可艺术发展举足轻重的蓬帕杜女侯爵对中国漆器的钟情，更是为“中国风格”加重了色彩。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