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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总局领导说：千改万改，训练不改，都是白改。其实我们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改了很多，但改来改去，越来越差。金指导（金志扬）跟我讲，他们去德国学习发现德国的足球训练时间短，但强度大，结果到了中国，短时间学会了，大强度忘了。”

文学作品中也常拆字用作委婉修辞。如《儒林外史》：“这事在你作法便了，做成了少不得‘言身寸’。”“言身寸”即“谢”字。又如《金瓶梅》：“金莲每日难挨，怎禁绣帏孤冷，画阁凄凉，未免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其中“木边之目”是“相”字，“田下之心”为“思”字。

　　　　沈从文先生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从文学与文物的关系来说，其实很自然。近年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我想象中，其科目设置应该是围绕“博物”二字，工艺、科技、植物、动物、风土人情，这些门类都与文学有关。“文物”与“文学”，两个词组都有一个“文”字，“文”本身即有多解，“文”与“物”组合，“文”与“学”组合，又有多解。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是“文心”，小说诗歌戏曲归入此中的创作是“文心”，“物”的设计制作同样也是“文心”，本来文物与文学是“文心”相通的，只是时过境迁，二者分离，因此有必要想办法重新拼合。用孙机的话说，“从本质上讲，所谓‘名’者，即文献记载，主要用以说明其社会功能；‘物’者，即具体器物，用以说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但不论社会功能也好，形制用法也好，都跟着历史的脚步在不断变化。这是两条运动着的线，它们同时掌握在作者那里；二者如琴，要双手并弹。既看到风俗习惯的发展，又看到器物形制的演进。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左右逢源，相得益彰。这样，问题就能说清，说得透，作者的文笔也自然而随之跌宕起伏，而柳暗花明。不仅死的物活了，一些早就退出人们记忆的断简残编也活了。这就是真正的名物学。”这是二〇〇七年他在给我的来信中写的一段话。我以为，这是孙机对名物研究的精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