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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金是藏书大家，车库、储藏室、阁楼、书房、楼道、阳台、卫生间……寓所内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摆着书，买书藏书成了巴金除创作之外最重要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藏书展”上，上海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讲述了巴金在北京淘书与捐书的故事。

早在汉代，注《孟》者赵岐已尝试将孟学与经学结合，他指出孟子擅长《诗经》《尚书》，《孟子》能与五经相互发明，并提到汉初曾为之置传记博士（详见《孟子题辞》）。如果说汉儒在强调《孟子》与先王之典的统一性，那么宋儒的“道统说”则宣扬孟子与先王之道的贯通性。汉儒仅限于强调《孟子》羽翼六经的地位，宋儒则基于道统理念已然将《孟子》升格为经，并在元明获得官方认可后完全固定了下来。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孟子》入“经”后，《孟子》研究成为经书研究活动的一部分，但《孟子》研究凭借着自身固有的子学色彩给经书研究的风貌带来了一些新变：之前的经学注重师法与家法，特别强调经书文本与内涵在传授过程中的稳定性，到了宋代，《周易》《春秋》等经书的研究已然转向义理的发挥，只是其中的象数、史事对相关发挥仍构成限制，而《孟子》作为一种偏重义理的诸子类著作，宋代解《孟》者可根据义理有更加自主的发挥，由此使经学风貌变得更加深邃通脱。这种相得益彰的经子关系亦是“新子学”所要着力阐发的学术史图景，由此扭转《汉志》所确立的“经尊子卑”意识。

　　　　赵丹举例，西部某省的一所乡村小学，办学规模不足百人，按百人标准核定公用经费，学校一年能够获得的公用经费为10万元左右。而现实情况是：这所学校每年需支出的培训费、电费、临聘工作人员工资、实验实习、文体活动、取暖、交通差旅、仪器设备及图书资料购置、房屋日常维修维护等花费，远超过10万元，很多费用不得不由校长垫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