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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大模型’决定了对于算力有较高的要求。”俞荣锦谈到，算力的增加，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为了实现高效、准确的AI推理，车企及相关技术开发者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在大模型优化、量化等技术上，以保证大模型与端到端配合的高效运行。同时，除了端到端智能驾驶系统本身对大算力的需求外，对云端算力要求也很高，这是因为端到端智能驾驶依赖于大规模数据集，系统训练过程非常耗费算力资源，尤其是为了让大模型具备对复杂路况有足够的识别能力，训练过程需要在大量的模拟场景和真实世界的数据上进行，可能涉及数亿、数十亿甚至更大的样本量，通常是样本量越大，系统就会越成熟，而这种大规模的算力需求，也推动了对高性能的计算芯片、计算模块等算力硬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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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受受父母救死扶伤、乐善好施的影响，我从小定下志向，长大后要当一名有真才实学的医生，救治天下穷苦的病人。1937年抗战爆发，我辗转来到当时的抗日文化中心桂林。从海丰到桂林，我一路目睹同胞遭敌机轰炸的惨状，眼见祖国大地满目疮痍，我就毅然放弃了学医继承父业的念头，决心学习航空和造船技术，走科技报国之路。1945年，我考取了上海交大造船系，同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1958年，组织调我到北京工作，临行前领导告诉我去北京出差，没有讲什么任务，但是一到北京就被留住了,后来才知道是参与国家核潜艇研制工作.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边缘，苏联说中国可以用他们的核潜艇，将来中苏可以在渤海湾组建联合舰队。但赫鲁晓夫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想在中国驻军，将渤海湾变成苏联的港口。对此，毛主席很生气，憋着一口气。他老人家曾经说，中国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我到北京投入工作后暗下决心，造出中国的核潜艇不仅是国家国防的需要，也是我的内心冲动和不服气。当时聂荣臻元帅亲自组织大家开会，部署了研制核潜艇的任务，紧接着我们成立了一个代号为“19”的研究所，我们20几个人的团队就开始夜以继日地忙碌起来。核潜艇研制工作既涉及机密，也面临很大的危险，刚开始选择远离人烟的海上进行研发试验。在海上奔波了几个月后，我们在黄海和东海中国海域分别选择了一个荒凉的小岛作为基地，小岛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在地图上也查不到。为了保密，不通邮，不通电话，为了确保研制工作安全保密，我和家人同事们都失去了联系，甚至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我在北京从事什么工作。偶尔只有经过伪装的民船靠岸给基地送给养和信件。就这样，我们迈出了研制核潜艇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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