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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交大团委书记李利波介绍：“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会注重邀请总工、总师或负责人参与‘面对面’交流环节，力求打破信息壁垒。此外，我们还鼓励企事业单位结合自身情况设置专项课题或‘揭榜挂帅’专项科创竞赛、推荐‘企业导师’参与到学校‘双导师’体系，目的就是为合适的企业与热心科研的学生架起桥梁，让同学们能深度参与进来，有所收获。”

图灵班，被约翰看作“试验田”。他参与图灵班学生的培养方案制定，包括开什么课程。他自己也讲一两门新课，给其他老师示范。其他老师上课的时候，他要去听课，观察课堂效果，给授课老师反馈，提出改进建议。学生的科研交流展示活动，他也来参与，给学生点评、鼓励。

　　　　从时间上看，敦煌石窟乐舞图像与敦煌石窟营建的上下限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目前石窟考古确定的敦煌开凿最早和最晚的一批洞窟中均出现了乐舞图像。在这绵延不绝的石窟时间线上，我们能够归纳出敦煌乐舞图像曲线式更迭的历程，即从早期和隋代的中西融合阶段过渡到唐前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继往开来阶段，之后又迎来以西夏和元代为主的推陈出新阶段。乐舞图像是基于壁画，而壁画又是基于洞窟的。尽管不同时期的敦煌乐舞图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但不同时期乐舞图像基本是在各时期石窟整体风格之下发展变化的。如早期弥勒信仰的流行导致天宫伎乐的出现，唐代经变画的大规模绘制使乐舞的主体内容成为经变画乐舞组合，归义军时期壁画绘制的程式化也在乐舞图像中集中呈现，证明乐舞、壁画与洞窟间具有局部与整体的密切关系。总体而言，敦煌乐舞图像和敦煌石窟的发展是大致保持同步的，但乐舞图像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其与大的营建史在某些时段并未完全同频共振。比如通常认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营建是逐步式微的，但此时的乐舞图像却迎来一个短暂的高潮期。